沈艾娣教授首先介绍了本次讲座关注的两个人物：徐适之与Domenico Cirillo。徐适之是甘肃甘州人（今甘肃省张掖市），生于1748年，是第一个在欧洲行医的中国人，曾在那不勒斯生活五年。Domenico Cirillo则于1739年在那不勒斯出生，是一位医生、科学家，最后成了意大利的革命烈士。Domenico Cirillo曾在那不勒斯与徐适之交往，并从徐处习得了中国医学的脉诊知识，由其学生整理形成《论脉搏》(Tractatus de pulsibus)一书，这本书被意大利南部的医生沿用了五十多年。
本场讲座的核心问题是“个人相遇与知识流通”。知识如何流通、为什么流通、如何跨文化流通，是科学史关注的重要问题，以往学者比较重视“相遇”（encounter）、“对话”（dialogue）和“跨文化共同制作”（co-production）等议题，研究对象以文本流通为主，也有部分关于药品、药物的研究。本场讲座关心的则是个人相遇对于知识流通的重要性。沈艾娣教授认为，个人相遇对于医学知识的交流尤其重要，因为医学知识虽然存在一部分能够通过文本传达的“命题知识”（propositional knowledge），但大量的知识属于“隐形知识”（tacit knowledge），如触摸把脉等实践技能。这部分知识无法从书本习得，只能通过个人相遇流通。因此，沈艾娣教授希望借助那不勒斯东洋大学档案馆收藏的徐适之书信，讨论徐适之与Domenico Cirillo的个人相遇对于中医脉诊知识流通的意义。
沈艾娣教授
此外，沈艾娣教授希望通过这项研究与哈佛大学栗山茂久教授的《身体的语言——古希腊医学和中医的比较》一书对话。在沈艾娣教授看来，《身体的语言》一书重视阐发中西方医学知识系统和哲学理念的根本差异，然而，在过去的200年间，中医与西医一直存在双向的交流和影响，今天的英国医院也引入了中医的治疗手段，中西方医学知识的系统性差异虽然存在，但这不意味着中医与西医不能一同实践。当徐适之来到那不勒斯时，当地的贵族纷纷邀请他诊病，Domenico Cirillo吸收了徐适之带来的脉学知识，并将其运用到把脉实践中，沈教授希望通过研究徐适之与Domenico Cirillo的交际，重新理解中西方医学相遇的历史。
通过脉搏理解身体状况是一种跨文化现象，把脉是中西方医学自古以来皆有的诊断技术，但二者的脉诊方法不同。中国的脉诊技术将诊脉分为“寸、关、尺”三部，并依据《黄帝内经》的传统诊脉；十八世纪欧洲则有两个不同的脉诊系统，其一来自古希腊医生盖伦（Galen），盖伦有一套详细的诊脉技术，并以文本保存下来，但到18世纪时，欧洲的医生已经不太清楚如何使用盖伦的理论；其二是基于17世纪机械身体论和血液循环学说的脉诊法，这一诊法将身体整体看作机器，但18世纪的医生认为这套诊脉技术无法呈现身体的全部。
中国的脉诊技术是在这一背景下进入欧洲的。17世纪开始，欧洲人得以通过耶稣会士接触中国，17-18世纪的欧洲人尽管对中国了解不多，但却非常崇拜中国，将其视为理想的国度。受此影响，中国的医学也被欧洲人理想化，他们对中国医生仅通过把脉便能了解身体状况的做法非常推崇。由于脉诊技术是中国医学知识中比较接近西方医学的部分，一些欧洲人开始翻译脉诊类的医书，如明代医家张世贤的脉诊书籍就曾被一位波兰传教士翻译成拉丁文。但是，由于脉诊本身是不易言传的实践技术，将张世贤诸如“指下寻之，两头即有，中间全无，曰芤”等描述翻译为拉丁文存在困难，这位传教士的古代汉语水平很高，但是触摸原来就是很难用文字表达，所以欧洲人难以通过他的译著了解中国的脉诊。尽管如此，欧洲人对中国脉诊技术的兴趣依然持续着，17世纪的英国人Sir John Floyer还说他由此发明了脉冲计数器。
在沈艾娣教授看来，另一需要注意的背景是，18世纪生机论学说（Vitalism）使得欧洲人对身体的认识发生了变化。生机论者认为仅仅将身体视作机械是不够的，其关注人体内的“生机”，注重研究生理学与神经系统，如Albrecht Haller通过活体解剖小动物的方法研究刺激（irratation）与感觉（sensibility）；Théophile de Bordeu关注内脏与脉搏的联系，认为脉搏能够反映内脏的情况，日本学者寺田元一（Motoichi Terada）就此展开过讨论。生机论的兴起增进了欧洲人对中医脉诊知识的兴趣，但由于脉诊既需要文本承载的“命题知识”，也需要文本之外的“隐形知识”，欧洲人无法通过本文理解中医把脉的技术。这便是徐适之来到那不勒斯前的思想空气。
沈艾娣教授指出，徐适之并非第一个来到欧洲的中国医生，根据荷兰学者包乐史（Leonard Blussé）的研究，在徐适之到来前，另一个中国医生Zhou Meiye也曾以随行医者的身份陪同荷兰商人到达荷兰，不过，这位医生没有在欧洲长期停留，影响力也很有限。
徐适之举家信仰天主教。康熙年间，一位中国传教士去到甘肃甘州传教，自此天主教开始在徐适之的家乡传播。徐适之出生于底层士人家庭，少时大概科举经历不顺，连秀才也没有考取，但我们知道他对律令和医学的知识有所涉猎，就在甘州当地行医，还曾在当地教会担任会长，是位有才干的青年。
那不勒斯有一座中国学院，学院的创始人马国贤神父（Matteo Ripa）曾在康熙时期来华传教，雍正时期返回欧洲，并于1732年创办了这所学院。学院招收中国的学生，给与其欧洲精英式的教育，教导他们学习古希腊语、拉丁语、希伯来语及修辞学、历史、各类神学等。学院也会招收一些能够负担高额学费的那不勒斯当地贵族学生，与中国学生一同教授，以维持学院的开支。陕西渭南籍的传教士郭元性曾在这所学院学习，归国后，郭元性来到了甘肃甘州，希望为这所中国学院招收一些年轻学生。郭元性在甘州停留了三年，在此期间，徐适之担任了郭元性的秘书，并表示希望去那不勒斯中国学院学习。尽管徐适之此时已经24岁，不再是适合学习欧洲语言的年纪，且徐的家人已为他订婚，不希望他前往欧洲，但他已决心前往。最终，徐适之在1773年到达了欧洲。
18世纪后期的那不勒斯对中国依旧充满兴趣，那不勒斯女王有一个满是瓷器装饰的中式房间，中国学生来到那不勒斯时会受到国王的接见。国王听说徐适之是中医，就接见徐适之时询问此事，尽管中国学院的院长说明这只是传闻，但找他看病的贵族仍然络绎不绝。沈艾娣教授发现了一些贵族请求徐适之为他们诊病的书信，并展示了其中一封，此封信写作于1776年，彼时徐适之已经到达欧洲三年，依然有贵族请他看病，表明他的诊断没有辜负当地病人的期待。
接下来，沈艾娣教授以摄政贵族Tanucci妻子的病情记录为例，讨论了徐适之的诊断过程。虽然徐适之因脉诊技术而出名，但在实际诊疗时，他在依靠诊脉之余，也会听取病人对病况的描述，由于徐适之不擅长意大利文，往往会携带其在那不勒斯中国学院的同学作为口译。需注意的是，那不勒斯的病人会使用当地通行的医学知识描述病情，如“痉挛”（spasm）、“刺激”（irration）等生机学理论，这与徐适之熟悉的医学知识很不一样。沈艾娣教授推测，负责口译的学生可能通过翻译连结了两种医学知识，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徐适之理解当地人的疾病认识。
在这一时期，由于那不勒斯, 当地反教权的氛围浓厚， 政府有人认为神职人员数量太多，很多神职人员也不虔诚，中国学院也受此牵连。沈艾娣教授认为，那不勒斯中国学院的院长本来不希望徐适之四处出诊，但由于学院面临危机，院长只得让徐适之给有权势的贵族无偿诊病，希望这些贵族帮助学院。院长也利用徐适之增进同罗马的关系，罗马教廷的传信部秘书Stefano Borgia对东方语言感兴趣，并往那不勒斯中国学院与徐适之结识。Stefano Borgia对徐适之称赞有加，在给罗马写信时将他称为“protomedico徐格达先生”，这在当时是国王钦定的医生才有的头衔。尽管徐适之此时仍有婚约，不能成为神父，传信部秘书仍旧安排他去罗马觐见了教宗。徐适之还在书信中提到此事，称“（教宗）看到我的中国服装和礼仪很高兴”。
那不勒斯贵族名流对徐适之的兴趣，引起了本次讲座的另一个主人公Domenico Cirillo的注意。Cirillo的家族世代行医，在那不勒斯享有盛名。Cirillo年轻时在大学中学习医学，并对启蒙思想很感兴趣，后来又去往英国，加入英国皇家学会。回到那不勒斯后，Cirillo成了国王的医生，在当地的医院中教授医学。在当时，很多欧洲的贵族名流子弟不去上大学，而是被送往欧洲各国学习外语和贵族礼仪，由于那不勒斯发现了古罗马庞贝城的遗址，很多贵族子弟来到那不勒斯，Cirillo因此得以与一些贵族子弟交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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